石造像的地域特征

發布時間：2019-09-02 17:16

石造像的地域特征

由于不同地區在文化傳統及與外界交流等方面存在差異，石造像不僅具有時代特征，還有其他地域特征。從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定州上岡子、河南西峽回車水庫、山西太原古城營、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博興崇德村、張官村及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等出土的佛造像中，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石造像的不同特點。

中原北部地區

中原北部地區石造像。這一地區包括今山西大同及周邊、河北保定、定州等地。該區域背屏式造像分三個發展階段：北朝至隋開皇時期，背屏一般通到座下緣。座多為長方形，或身座連接，或身座組合。隋仁壽年間至唐代，背屏一般置于高亞形座的上部，用背屏刻諸多內容的功能大為減弱。五代、宋元時期，舊有的花辨式背屏已罕見，代之興起的是類似山峰狀的自然形背屏，主尊由唐以前的佛、菩薩轉化為菩薩、羅漢。因這一地區分布著質地精良的白大理石和石灰巖，故而成為圓雕造像發達地區。其中以北齊至隋開皇年間的圓雕造像最為發達，人物面形圓潤，軀體健碩。唐代則融匯了西北地區的先進因素，愈顯成熟，盡善盡美，無以復加。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造像實物最能代表一地區石造像的特征。

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

修德寺遺址的石造像是1954年發現的。最初發現者是一位叫唐文狗的農民，以后經文物部門前后兩次發掘，共出土石造像2300多件，其中有紀年的247件，年代最早的是北魏孝明帝神龜三年（公元520年），以東魏、北齊、隋代作品居多，年代最晚的為唐玄宗天寶九年（公元750年）。多為小型單體像，一般殘高約20-30厘米。從造像的紀年和損壞情況來看，可能是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廢佛時打壞埋入土中的。雖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破，但較之河北響堂山（河北邯鄲）、天龍山（山西太原）石窟被毀殆盡的東魏、北齊像，它們更能展現那一時期的佛教雕刻的藝術風貌。從諸多造像的面容來看，北魏的慈祥嚴肅已逐漸為唐代的平易親近所取代。修德寺遺址出土石造像所用材料，絕大多數是曲陽當地所產的白色大理石（即所謂“漢白玉”）。潔白光潤，因久埋土中，浸染一層黃土的淡赭色，益覺有蜜蠟狀的柔潤半透明感，更增加了美女型的菩薩、天女形象的藝術魅力。這里出土的石造像主要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館中。

唐(618～907年)    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藏

這尊菩薩雖然殘缺，但仍表現出了驚人之美。菩薩體態略呈富于變化的“S”形，周身線條的韻律感，光潔細膩的肌膚和圓潤的軀體，顯得自然、生動、優美，給人一種藝術上的震撼力。這種菩薩立像著意于對人體官能美的刻劃，形成了鮮明的盛唐風格。唐朝是佛教興盛的時期，有玄奘西行天竺取經，也有鑒真東渡日本宏法。除思想外，在其它的藝術、技術等領域，唐朝人無不是開通風氣的先驅、傳播文明的使者。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到了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傳播，其造像具有了強烈的中國情感，融入了中國世俗的審美趣味。

中原東部地區

中原東部地區石造像。 囊括山西、河南以東的大部，這里是造像碑藝術的首要區域。蟠螭額造像碑占有重要地位，塔式造像碑基本見于該地區，一般圓拱頂造像碑發達，扁平長方形造像碑較少。造像碑多采用高浮雕技法，線刻相對少些。藝術表現上，與漢民族農耕生活關系較密切的裝飾紋樣發達，衣紋表現剛勁。尤其是山東沂蒙山北部以青州為中心的區域，在碑的形制和龕像布局上，表現出強烈的地方色彩。一般不開龕，在碑面高浮雕造像，主尊像多刻重環帶狀紋的圓形頭光和橢圓形身光，之外往往雕刻背光。在背光或碑面外緣，常于中央部位刻青龍，青龍外側刻飛天。古青州一帶的背屏式造像極為精美，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盛極一時。背屏呈豐碩的蓮瓣狀，下附長方形座，多在座前刊刻造像記。主尊像附重環圓形頭光和橢圓形身光。背屏外緣上部中央刻青龍，青龍外下緣刻飛天若干身。今天，我們從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的造像中頗能看出這一地區石造像的總體面貌。

1996年10月上旬，在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南鄰龍興寺遺址清理出一大型佛教造像窯藏，窯藏內出土各類佛像2000余尊。根據石造像質料不同，可區分為石灰石、漢白玉、花崗石等三個不同品種。造像的時代，跨越北魏至北宋長達五百余年，其中，北魏、東魏、北齊時期的造像數量尤多，所以在其石像的形體造型等方面，均明顯表現出北朝佛像的時代風格，并顯示出鮮明的地域特征。其雕刻刀法為平直刀和圓潤刀。造像碑均以三尊像為主，也有除三尊外，另加兩弟子的造像碑。在脅侍與本尊之間有栩栩如生的飛龍，飛天生動活潑。單體造像無論是佛像，還是菩薩像，其面部、手、足、裝飾品加工都極為細微，形象逼真。這批造像大部分保留彩繪或貼金，其中有幾件小型造像本尊的面部、胸部的貼金至今保留完整，令人拍案叫絕。這也是該地區造像特征的一個具體表現。

西北地區

西北地區石造像。包括關中平原、陜北高原和寧南、隴東山地的廣大區域，這一地區流行扁平長方形造像碑，一般為圓拱頂像碑和蟠螭額像碑，在形制、龕像布局和人物服飾上，演化較為緩慢，線刻附減地平雕技法應用比例極高，反映西北風情的騎馬供養人和牛馬較為常見。關中和陜北地方北朝時期尤流行一種高頭長頸式樣的人物造型。圓雕造像在西魏以前罕見，北周至盛唐時發達。采用石材既有青石也有白石。

唐代西北地區還有另一種風格的石造像，也有一定的典型性，這種風格以安國寺出土的佛像為代表。該寺本為唐節愍太子之宅，神龍二年（公元706年）施舍為寺，唐代的繪畫大師尉遲乙僧和吳道子俱曾在此描繪壁畫。安國寺發現的造像出于地下千米多深的窯穴中，推測為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滅佛時所棄藏。唐初密宗由印度達摩笈多傳入長安，后經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印僧努力，始在中土漸傳。由于儀軌繁復神秘，在盛唐至晚唐風行一時，旋即在漢地衰落。這里出土的馬頭明王像怒目圓睜、雙牙上翻，手中各執法器，背光為舟形。圓雕佛像細膩，與粗獷不規則的底座相配，相得益彰。這批造像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長江流域石造像。主要包括成都一帶和蘇南地區。已知造像碑數量稀少，且均為南北朝作品。成都一帶有一種造像碑繼承了成都漢畫磚的形式，另有一種形式為主尊高浮雕、周圍沒龕，顯然是受北方造像碑的影響而產生的。背屏式造像具有清新雋永的情調，人物接近現實生活中的人，神的色彩比較淡漠。圓雕造像的數量也不是很多，人物造型亦給人一種溫和的情調。南朝已出現成熟的寫實作品，至盛唐時期最多。從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實物中，可略見概貌。

萬佛寺遺址

萬佛寺遺址出土的石造像，見于文獻記錄的是在一百多年前，其后屢有出土。新中國成立后，配合基本建設工程又進行挖掘。這一地區的造像大者是紅色細砂巖雕成。粗略估計，出土達萬件之多。其中屬于南北朝時期的有200多件，有紀年的45件。除了久已流失國外的有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的凈土變相浮雕外，現存年代最早的是南朝梁普通四年（公元522年），其后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中大同三年（公元548年）、北周保定二至五年（公元562年-565年）、天保二年（公元567年），以及唐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菩薩像等。據北宋黃休夏《益州名畫錄》，知萬佛寺曾遭唐武宗會昌五年（會元845年）廢佛之厄。此遺址出土的時代較早的造像，其衣著裝飾富有南朝意味； 大同三年的釋迦立像等，有北朝造像的影響；北周以后的造像，則糅合了北方渾厚、質樸的古風和當地的傳統，形成一種面目圓潤、造型豐腴挺秀的新風格。

四川博物館藏一件唐代力士像，袒露上身，胸佩頸圈，一著裙，肌肉怒張、有力。金剛力士，是佛教的護法神。這軀石雕像，雖然頭頸部和手臂已有殘缺，但從他袒露出的塊狀肌肉和扭動的身軀，仍可想見其筋肉隆起，須發奮張、怒目圓睜，一手緊握金剛杵，一手握拳做出擊之勢的凜凜威風。石刻金剛力士像，是一個健壯有力的典型形象。透過那怒張有力的肌肉，和雕刻切削平直如刀的衣裙，顯露出蓬勃的生命力和雄健剛勁的氣勢，是萬佛寺石刻雕塑的藝術珍品。

唐石觀音菩薩像（萬佛寺出土）

另一館藏倚坐觀音菩薩像，發辮四束披肩，頭戴三珠冠、瓔珞粗大繁麗，坐于束腰高方座上，座下設蓮花足踏，整體作風與廣元皇澤寺大佛窟的唐代造像相近，顯示了南北造像風格的交流與融合，也集中代表了這一地區石造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