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及麥積山南朝佛教造像風格

發布時間：2019-09-02 17:12

南朝佛教造像對北方的影響及傳播路線

   孝文帝改制以后，南式造像風格北上，影響范圍甚廣，遠不止麥積山和青州兩地。但在對南式造像風格的承襲上，與南朝步調的一致性及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麥積山和青州兩地表現初較北方其他地區，與南朝有著更為密切的淵源關系。在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成都和麥積山，及建康和青州造像之間的關系，可從南朝造像北上傳播路線方面進行探討性研究與認識。由于向北傳播是由成都和建康兩地展開的，對這兩個中心的造像關系也一并作分析，以明晰南式造像的流布脈絡。

（一） 成都及麥積山南朝佛教造像風格

  麥積山地處北方絲路古道關隴地區，與四川交往密切，其西有涼州造像風格，東有云岡、龍門，南有成都為代表的南式造像，促成其風格形成的因素較為復雜，學界對麥積山與川地的造像關系尚存許多爭議。這里從麥積山及成都兩地造像風格比對入手，使傳播關系得以明確，進而探索出傳播路線。

  地處秦州上邽縣境內的天水麥積山石窟，為公元396年至416年間后秦姚興鑿山而修，后毀于北魏滅法，十六國時期的石窟遺存，在剝蝕的墻體中依稀可辨?，F存早期造像多造于北魏文成帝復法之后，其早期造像已受到南朝的影響。中印度笈多造像可經四川北上影響，同時逐漸形成的南朝造像風格也乘勢北上，使北方造像風格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麥積山早期佛像著裝與炳靈寺、云岡縣臞五窟一致來看，麥積山除受到東、西線的影響外，來自南線的影響不可忽視。

  南朝造像大規模地影響北方，是在孝文帝改制諸侯，麥積山此間佛像轉型出于何時，學界尚存爭議。其現存唯一保存紀年銘文的是景明三年（502）的115窟，黃文昆先生認為此間麥積山造像仍延續舊式，變化不大，并認為麥積山石窟藝術獲得長足發展，是在此后的30年。金維諾先生考證此銘文，認為是重修所題，窟中壁畫、造像形制均較古，不類景明年間的造像。麥積山造像在494年改制之后，是否對南式造像做出迅速反應，尚待研究。但縱觀其造像風格演變的進程來看，麥積山較四川、青州顯得滯后。 

  四川地區南朝紀年造像歷宋、齊、梁三代，其中劉宋年間紀年像僅一件，為萬佛寺出土的宋元嘉二年（425）石刻造像碑，此碑落入法國人之手，流失國外，下落不明。造像拓片刊登在《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一書中，吉村憐先生認為此碑畫像內容為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其中并無佛像造型，值得注意的是碑中出現了龍及飛天形象。  

    佛經中有關龍的記載：“龍者，長身無足，……首上皆有七龍頭，右手執刀，左手執絹索，乘云西往?！蔽闹忻枋鳊堄衅哳^，頗似印度阿旊陀19窟中蛇王的七蛇王冠。中土佛教藝術中，龍皆只有一頭，并有足部刻畫，是對傳統漢畫像石龍形象的繼承。 

   萬佛寺元嘉二年造像碑中的龍形圖案，較完好地印有龍身前半段，一足由腹部伸出，一足曲折于身后，身形同于顧愷之《洛神賦圖》中的獨龍，可以看出其間的一脈性?，F有南朝佛教造像中，龍形出現極少，這是僅有的一例，由于時間較早，更顯珍貴。龍的造型在北方佛教造像中較多，云岡、敦煌、龍門、麥積山及青州的北魏造像中均有出現，時間多為武帝滅佛之后，時間晚于成都，將龍用佛教造像南朝較早。麥積山、青州均出現龍首為代表，時間為北魏晚期。青州此類造型極為普遍，較早的如北魏太昌元年（532）比丘尼惠照造彌勒佛像。上述兩地，龍在佛教造像中的運用，與成都地區應有淵源。 

  此造像碑另一要素，是在畫面中部偏右側出現了一例完整的飛天形象，身著天衣，以跪式游于天空，這是現有南朝飛天的最早實例。有關南朝飛天風格的發展，前文已有過介紹。四川地區飛天造型還見于成都西安路齊永明八年法海造像，背光尚存一身飛天浮雕造型，川地梁代背屏造像上飛天出現較為普遍。

  飛天圖像是中印度兩國佛教造像的共有特征。在印度，從拉姆加山、巴爾胡特及山奇的雕刻上，都可見到飛天的形象，多只表現一條腿的運動，以增加飄逸性，這種表現方式較多見于青州的背屏造像。在天衣向身后飛展及形體動勢方面，可以看到南式飛天對印度飛天樣式的吸收。

  北朝出現南朝式天人像的最盛期，是在北魏末年至東西魏這一階段，此風向西影響至敦煌，新疆地區不見這類造型。從發生時間及風格的一致性來看，北朝南式天人像應源自南朝。

  成都在蕭齊年間的一期造像中盛行三瓣式裳懸座。川北廣元1983年出土有延昌三年（514）造像題記“釋迦文佛”造像碑，主尊為結跏趺坐，施無畏與愿印，佛衣未褒衣博帶式，三瓣式裳懸座。同時出現的另一件背屏式造像，主尊也為三瓣式下垂佛衣，與延昌三年造像同，應為北魏晚期遺物。麥積山三瓣式裳懸較早見于北魏太和改制以后的121窟佛弟子像，這以后至北魏晚期麥積山佛造像形式，有許多與四川茂汶造像完全相同，麥積山三瓣式裳懸時間上要遲于南朝。云岡、龍門及鞏縣石窟則不見此風，多為外展下垂及水平下垂式佛衣，可見北方因地域的不同，對南朝造像的吸收具有選擇性。通過三瓣式佛衣的南北流布，可以看出由成都經廣元到麥積山，存在一條佛教造像傳播路線。

  棲霞山造像一至三期均為螺發，川地蕭齊紀年造像，佛均為無紋肉髻，表現出與建康不同的風格取向，四川螺發的大量出現約遲至蕭梁中葉。麥積山太和改制前，佛多為水波紋肉髻，如74、78窟三佛。改制后佛衣作褒衣博帶裝束，且佛多為無紋肉髻，以23窟主尊為代表，顯示出與川地造像的一致性。在成都，第二期造像大規模盛行的螺發，未被麥積山吸收，其仍然恪守無紋肉髻，顯出與東洛相同的造型取向。

  在印度，犍陀羅地區造像多為波浪式發紋，秣菟羅地區佛像發式主要有三種：一為螺狀肉髻，一為螺發，還有無紋肉髻，無紋肉髻犍陀羅系統也有。在中國，這也是早期南傳佛教造像的特征之一，漢魏時期四川樂山麻浩崖墓龕楣坐佛即為無紋肉髻，魏晉時期主要見于江浙地區的青瓷魂瓶上，佛像也常用這一形式。魏晉時期無紋肉髻在北方見于涼州造像、炳靈寺169窟及云岡一期等造像。在中土這種發式南方流行要早于北方。

   茂汶齊永明元年（483）釋玄嵩造無量壽佛、彌勒佛二尊像，像碑背面主龕右上角刻有榜題“無量壽佛”，其左右條石側面菩薩應為觀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這也是現存南朝最早的西方三圣像，北方現存此類題材造像為炳靈寺169窟第6號龕，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龕內塑有無量壽坐佛即觀音、大勢至二脅侍立像。有關對西方三圣造像表現的記載，較早為東晉戴逵（326—396），《歷代名畫記》載戴逵：“曾造無量壽木像，高六丈，并菩薩……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陰靈寶寺?！蓖瑫碛洠骸敖褚嘤绣邮骤T銅佛像并二菩薩在故洛陽城白馬寺。隋文帝自荊南興皇寺取來?！贝麇铀煳鞣饺?，有木雕和銅鑄兩種，且規模宏大，體現了南朝對這類題材的熱衷，從時間上看，戴逵造西方三圣要早于北方。

  四川茂汶齊永明元年（483）造像側面條石上的脅侍菩薩頭戴低寶冠，身著Ⅹ形披帛交叉于腹前，寬帛由肩后沿身體兩側外展下垂，梁菩薩均為立像，跣足立于蓮座上。西安路永明八年法海造像，主尊兩側脅侍為著Ⅹ形寬披帛。值得注意的是北川廣元千佛崖大佛洞左壁菩薩立像，與法海造像左側脅侍菩薩極為相似，頭頂鈞作雙髻，著Ⅹ形披帛，寬大覆肩。廣元菩薩著Ⅹ形寬披帛，還見于延昌三年釋迦文佛的脅侍菩薩。麥積山這種覆肩Ⅹ形披帛，見于太和改制后的北魏中期菩薩像，如121窟正壁與左臂的比丘尼和菩薩，并且菩薩也為雙髻，可以看出菩薩造像是由成都經廣元像麥積山傳播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