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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9-02 17:03
云岡石窟佛像
云岡石窟始建于公元453年,被稱為“東方的偉大奇跡”。石窟位于山西大同武周山麓的斷崖上,全長1公里左右,現今仍保存的洞窟有53個,石雕造像共計51000尊。
佛像造 像巨大宏偉。氣勢磅礴的云岡石窟前期造像的顯著特點。如20窟的大佛像, 高約14米,面部豐滿,高肉鬢,眉眼修長,炯炯有神;嘴部輪廓清楚,嘴角處略帶微笑;雙耳垂肩,雙手做禪定狀;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紋成階梯狀排列,服 裝線條簡潔。造型端莊凝重,凸顯粗重厚實的質感。
后 期造像中,以小佛翕和一些中、小型石窟為主。第一種形式是小千佛。滿壁碉樓成百上千姿態、體積一致的小翕和坐佛,不以生動取勝,而是以繁復見長。第二種形 式是窟中有塔柱,柱及壁面也全是千佛翕。第三種形式是四壁雕滿重翕,上下重接,佛像以彌勒佛、釋迦佛為主。第四種形式是四壁上下三重佛翕,以釋迦佛、多寶 佛為主。其造型風格趨向于追求精細綺麗,在一些細節上做得很精細。佛像服飾也多呈寬衣博帶的“汗裝”,大有南朝士人“瘦骨清像”的風貌。
云 岡石窟雕刻在我國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氣魄雄偉、內容豐富多彩見稱。最小的佛像2公分。最大的高達17米,多為神態各異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樣的仿木 構建筑物,有主題突出的佛傳浮雕,有精雕細刻的裝飾紋樣,還有栩栩如生的樂舞雕刻,生動活潑,琳瑯滿目。其雕刻藝術繼承并發展了秦漢雕刻藝術傳統,吸收和 融合了佛教藝術的精華,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對后來隋唐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我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國與亞洲國家友好往來、文化交流 的歷史見證。
云岡石窟造像
云岡石窟開鑿于北魏文成帝在位時期(452-465),其風格在繼承涼州等地佛教藝術的基礎上更有新制,并在相當程度上引領了北魏早期石窟藝術的發展走向。
云岡石窟位居今山西大同市西16公里武州山南麓,東西長約1公里,開鑿于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延續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前后歷時60余年。依山體分西、中、東三區,現存洞窟45個,造像51000余軀,多為石雕作品,是一處主要由皇室經營的大型石窟群。按石窟形制和造像風格的演變,云岡石窟可分作三期,第一期開鑿于文成帝時期,時間約為公元460年至465年,以曇曜五窟為代表分布于西區;第二期開鑿于文成帝以后至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前,約為公元465年至494年之間,主要代表有五組,其中四組雙窟即7、8窟,9、10窟,5、6窟,1、2窟,另一組單窟為11、12、13窟,除1、2窟分布于東區外,其余均在中區;第三期開鑿于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至孝明帝正光年間,約為公元494年至524年,主要為分布于20窟以西及遍布東西崖面的中小窟龕?!皶谊孜蹇摺笔窃茖_造時間最早的洞窟,有關其開鑿,《魏書.釋老志》記道:“和平初,師賢卒,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边@五個石窟自東而西分別編號為第16、17、18、19、20號窟。
早在云岡石窟之前,北魏就有較大規模造像的記載,文成帝繼位后下詔恢復佛教,將太武帝滅佛之舉歸咎為“有司失旨,一切禁漸”所致。隨即“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興光元年(454)又“敕有司于五級大寺內,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北魏宣揚皇帝“即是當今如來”,將對佛主的膜拜與禮敬王者緊密相連,隨后開建的“曇曜五窟”也是這一觀念的體現。依五窟開造時間的先后,由低20窟至16窟其主尊分別對應的北魏五帝是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本人。
云岡一期在洞窟形制上具有共同特征,均為橢圓形平面作穹窿頂。造像方面,除第16窟是單身立像外,其余東窟在主尊兩側各塑佛像一尊,構成三佛組合形式,應是對三世佛宗教題材的表現。北魏太武帝滅佛,客觀上加速了三世佛造像的發展。沙門統曇曜在《付法藏因緣傳》第一卷開章偈語中陳述佛教并非太武帝所謂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捏造所為,而是傳承歷然有脈,謂之:“敬禮無邊際,去來現在佛,等空不動智,救世大悲尊?!捌渲小比憩F在佛“就是指過去、現在、未來三佛,構成佛法發展延續的時間歷程,由他主持開鑿的17、18、19、20窟,較形象地體現了三世佛主題。
第20號窟洞窟前壁已坍塌,窟內造像暴露在外,主尊結跏趺坐(圖35),施禪定印,坐高13.7米,佛位磨光肉髻,面相圓渾,內穿僧袛支,外著半披式袈裟,衣著與炳靈寺169窟十六國時期造像相似。主尊左側現存立佛一尊,著通肩衣,右側佛像已毀。雕刻技法上較炳靈寺要先進,已不限于用陰刻線表現衣紋,融入了印度笈多造像仿泥塑貼條法。
第19號窟正壁主尊16.8米,結跏趺坐,施說法印,著裝與20窟相同。主室兩側有脅洞,造像拖至第二期完成,內塑倚坐佛像,佛衣呈對襟式,右領襟垂于左腹下,佛施說法印。第19窟內壁面滿塑千佛,并在前壁左右兩隅處各塑較大立佛一尊,“千佛“即是三世十方諸佛的表現。
第18號窟主尊立像高15.5米,佛施說法印,著半披式袈裟,衣紋呈平直階梯式,法衣上浮雕了大量排列有序的坐佛?!度A嚴經》中推崇盧舍那佛,取代了釋迦牟尼的地位,并以“法身佛”形象出現,法身佛,即佛本身,代表了絕對真理,也即人先天具有的真心、本覺。將盧舍那佛奉為真正世尊,十方微塵諸佛都集其一身,成為他的化身。18窟主尊佛衣上的千佛,正是對《華嚴經》中盧舍那“十方三世諸如來,于我身中現色像”的形象體現。主尊兩側各塑立佛一軀,著通肩衣,三立佛間的壁面,自下而上層疊塑有菩薩及弟子像。
第17號窟主尊主尊為高15.6米的交腳彌勒菩薩坐像,彌勒頭戴寶冠,面部風化殘損較重,作右袒袈裟,雙臂佩臂釧,下著羊腸紋大裙。主尊左側是一坐佛,右側為一立佛。第16號窟主尊為高13.5米立佛(圖36),水波紋肉髻,著褒衣博帶裝,右領襟敷搭至左肘,內著僧袛支,胸前系有帶飾,此尊造像也是拖至第二期晚期告竣。
云岡一期在繼承了十六國時期河西及隴右佛教藝術的基礎上更予新制。如對三佛及千佛主題的表現及佛衣穿法上基本沿襲前軌,同時也出現一些新的造像因素,如穹窿頂、佛像體量的增大、佛衣鐫刻千佛、仿泥塑貼條衣紋及平直階梯式衣紋的表現等,客觀上北魏佛教藝術正在趨于形成自身的風格特色。
云岡石窟的鑿造在文成帝之后進入第二期,也是最為興盛的發展時期,據《魏書.釋老志》其間獻文帝、孝文帝先后多次行幸云岡,石窟在形制和造型因素上均有新的變化。云岡二期在洞窟形制上呈現左右毗鄰構造類同的雙窟,且石窟平面多為方形,內設中心方柱,繞方柱鑿有行道。造型方面,佛像體量較前期縮小,表現題材趨于多樣化,著名的褒衣博帶佛裝也出自這一時期。
第7、8窟為雙窟,兩窟均為縱長方形,分前后兩室,前室較大,窟內無中心方柱,后室正壁分上、下兩層開龕造像,上層雕三世佛,下層為釋迦、多寶并坐像,前后室左右壁面自上而下分層浮雕佛傳故事和本生故事,窟頂的平摹藻井中心雕飾蓮花,并有飛天環繞盤旋。第9、10窟為雙窟,兩窟均將前室改為前廊,入口處設有八角形立柱,柱體雕飾千佛。前廊后壁上方鑿有明窗,下方開有窟門,窟內佛龕及道口新發現了仿漢式建筑的龕首和門楣,較好地將中亞、西亞建筑構造與傳統漢式建筑予以結合。后室設有中心方柱,9窟主尊為釋迦佛,10窟則是彌勒佛,壁面雕刻多見釋迦、多寶二佛并坐像,第9窟后室明窗側壁新出現了文殊普賢菩薩像。
第5、6號窟為雙窟,只是在窟內構造上略有不同。兩窟均有前后室,第5窟后室平面呈橢圓形,設有中心方柱,主像為三世佛,正壁坐佛高17米,左右壁為二立佛,已為后世崇信莊嚴,主尊為螺發,兩側立佛著褒衣博帶佛裝,這是云岡二期造像出現的新特征,當與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5)服飾改革,推行漢化政策有關。第6窟后室平面呈方形,正中設有中心方柱,兩面分層開龕造像,上層四面龕內各塑一身立佛(圖37),高約5米,著褒衣博帶佛裝,右領襟敷搭至左肘,施無畏與愿印,內穿僧袛支,腰系帶飾,佛衣呈外展下垂式,佛像這類裝束隨后在北朝石窟中迅速蔓延,影響時間長達近半個世紀。
云岡二期的大型雙窟還有東區第1、2窟,兩窟形制相近,后室中央都設有中心方柱,后壁主尊,1窟是彌勒佛,2窟是釋迦佛,窟內造像題材多為三世佛、釋迦、多寶佛,并在兩窟南壁窟口兩側雕有維摩、文殊對坐像。此外以12窟為中心的一組單窟,為求對稱布局,在左右11、13窟門上各開一明窗,并且不加雕飾,中間的12窟外部則洞開三門,上鑿屋檐,由四根八角形立柱支撐。
北魏于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后,云岡規模宏大的石窟開鑿陷于停滯,造像中心由云岡轉向了龍門。云岡第三期造像已由皇家轉為私人、民間,許多是北魏保守勢力所為,新建石窟規模較小,遍布云岡各處。
云岡石窟佛教造像中,大規模的佛衣樣式的轉變尤其值得關注,一期造像以第18、19、20窟主尊為代表,多盛行“半披式”佛衣,這是對十六國時期涼州地區同類佛衣樣式的承襲。至第二期,以第5、6窟為代表,為“褒衣博帶式”佛衣所取代,應是同期南北朝造像對北方施予影響的結果。